有「建築詩人」美譽的王大閎，出生於北京，成長於蘇州與南京，是首任外交部長王寵惠的兒子，也是華人第一代接受西方現代建築教育的代表人物。雖然他受西方現代建築的啟發，卻始終思考如何將中國傳統建築的形式與空間美學融入西方建築。
王大閎活躍於1960至1980年代，為台灣留下了上百件作品，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築包括1961年的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、1971年的外交部大樓、1972年的國父紀念館等等，其中光是臺大校園內就有將近二十件作品。
然而，1990年代後王大閎就逐漸淡出，甚至將自己隱匿於高牆之後，使得這位建築大師漸漸被後人遺忘。
(一)
"臺大，是王大閎實驗華人建築現代化的重要場所"
建築史學者、銘傳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、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祕書長徐明松，是本次「最後的貴族：王大閎與臺大校園建築展」策展人。他表示，2028年臺大即將迎來百年校慶，覺得有必要重新審視王大閎在臺大的建築作品，將它進行整理與展示，讓臺大的師生能更加認識、關注自己校園中的珍貴文化資產。而且這些建築不僅具有歷史意義，更具備藝術價值。
戰後的臺大校園建築，與農業陳列館等建築一同，扮演了穩定且豐富校園面貌的角色。更重要的是，王大閎在臺大的作品相較於日治時代留下的建築，更有特殊意義。因為王大閎的建築作品，帶有華人文化的高度認同，卻以現代的姿態來呈現；換句話說，臺大是王大閎實驗華人建築現代化的重要場所。而椰林大道上的日治建築，則是日本學習歐洲建築的實驗場域，相較之下，王大閎的經驗顯得更為珍貴。
由於王大閎的顯赫背景與卓越才華，臺大的許多校園建築案當時都委託給他。在錢思亮接任臺大校長的二十年期間，王大閎在臺大留下近二十件作品，直到錢思亮轉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，王大閎依然有許多案件可做。
當然也不是錢思亮偏心，當時也有許多建築師參與了臺大的建築設計，如楊卓成、張昌華、陳其寬、李重耀、張肇康等，唯獨王大閎的作品數量出奇多，這主要得益於他的人脈。此外，當時沒有採購法規，學校習慣性選擇同一位建築師，並未涉及圖利或違法問題。
而且有趣的是，錢思亮離開臺大後，王大閎也隨之參與了中研院的建設，算一算，竟然也完成了二十多棟建築，數量上絲毫不遜於臺大時期，且設計、建造品質都十分出色。整體而言，臺大的建築大約集中在六十年代，而中研院的建築則是在七十年代，恰好與錢思亮的任期相吻合，也說明了兩家的關係密切。
不過，這兩個階段的建築，是有些不一樣的。徐明松老師說：「六十年代的王大閎作品屬於理性主義(※註1)，而七十年代就比較屬於矯飾主義(※註2)。」
簡單來講，臺大的建築的合理性都還在，在形式上會比較按照室內空間來繁衍，以空間功能為設計核心。但是中研院的房子，外觀上就有明顯變化，例如利用柱子來掩蓋樓層結構，像在玩遊戲一樣、充滿挑戰意味。這一切，都與王大閎的建築生命歷程有關。
(二)
"如果要做宮殿式的，那我就不做了！"
王大閎在1965年的國父紀念館設計競圖中獲得了第一名。
那時，建築圈子裡都會埋怨說，只要有王大閎參加競圖，大家都不用去了！因為他的設計總是比別人好，而且他的黨國關係良好，父親王寵惠是中華民國外交總長，並且是孫中山身邊的文膽，老蔣對他也極為敬佩。然而，儘管王大閎拿到了這個案子，他也做得不快樂。
1960年故宮博物院的公開競圖，當時有五組團隊競逐，王大閎其實也拿了第一名。但事實上，老總統不喜歡王大閎，認為他的作品太現代，看不懂。他覺得所謂的中國現代化，他不能接受。老蔣希望他蓋一個大家都看得懂的宮殿式的建築就好。
徐明松老師說：「這沒有對錯，當時的時代就是這樣。」而且一般民眾也會支持老總統，與其蓋一個大家都看不懂的中國現代化房子，不如就老老實實蓋一個中國式建築。所以，王大閎就硬生生地被換掉了。
其實最開始老總統就一直勸他修改一下設計，且當時王大閎的父親已經過世了，他還是這麼拗，說甚麼都不願意修改設計。
徐明松老師說，從前在士林教會做禮拜，王家是有一席座位的，1958年王寵惠過世，承接那個位置的就是王大閎，他的座位旁邊是蔣緯國、蔣中正、蔣宋美齡等重要人物。以前漢寶德就曾說過，王大閎要是肯配合，所有案子都會是他的。他的學經歷好、黨國關係又好，甚麼都好，但是王大閎就是不願意配合。
王大閎的故宮博物院案子被要求修改時，他說了一句話：「如果要做宮殿式的，那我就不做了！」徐明松老師說，王大閎的膽子有夠大，都不怕被抓去砍頭！
有人說，王大閎是國民黨的御用建築師，徐明松老師說，我覺得其實不是，他某個層面也在對抗國民政府遺留下來比較保守的意識形態。
王大閎曾經講過一句話：「我們不能夠再做宮殿式建築，因為那是清朝的仕樣，是孫中山推翻的那個時代。你怎麼會用推翻的時代，來去表彰或紀念孫中山先生呢？這是不對的。」
所以當國父紀念館設計案他拿到第一名，老總統又要他改設計時，他非常痛苦，當時也不願意改，搞了一年以後，是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跟他講：「大閎啊，你再不改，我們兩個都很麻煩，因為老總統一直在問我這個案子現在到底怎麼樣了？如果不改可能就立刻換建築師了」，張羣接著說：「換掉，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嗎？」
於是王大閎只好配合修改，但他其實是很不情願的。張羣跟他說：「很簡單，你只要做一個廡殿式的，四邊翹起來的建築就可以了。」但王大閎依然沒有照做，其中有一邊翹得特別高，根本就不是中國建築固有形式，但是後來他如何說服老總統呢？
他說：「國父推翻滿清，辛亥革命掀起了革命，前面一腳拉起，才能代表他推翻滿清的精神。」老總統最後也只好同意，算他說得有理。
事實上在建築界，大家對拉起來的飛簷還是有諸多批評，因為這拉起來拉得怪怪的。所以王大閎還是相當痛苦。很多人說王大閎最好的公共建築就是國父紀念館，但王大閎卻自我調侃說：「國父紀念館啊，像小女生穿裙子被風吹了起來」可見得這絕對不是他最滿意的建築，這是一個妥協的作品。
即便如此，國父紀念館仍被公認為台灣最好的公共建築之一，並且已被指定為市定古蹟。徐明松老師說，其實它應該有資格被指定為國定古蹟的。因為某個層面，它也代表建築師在跟時代對抗下的一個痕跡。
(三)
"這個世界只會越變越壞，我不想看到變壞的世界"
王大閎來台灣的時間大約是1952年左右。他來了不久後，父親王寵惠便買下臺北市建國南路42巷（今建國南路一段212巷）一棟日本時代的房子，地坪大約90坪，供兒子設計自己的住所。
為何王大閎直到1952年才來到台灣呢？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。
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，1947年美國發起馬歇爾計劃，協助歐洲重建；中國境內卻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，台灣也充滿肅殺氣氛，爆發二二八事件。該年王大閎回到上海，與五位友人共組「五聯建築師事務所」，規劃「大上海都市計劃」。但由於國共內戰越演越烈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，1949年退守臺灣。
而王寵惠只有這一個獨子，不放心他來臺灣，因此王大閎被迫離開上海，暫居香港。直到1952年年底，臺灣政局穩定了些，才應父親要求遷居臺北，隔年開設「大洪建築師事務所」，「建國南路自宅」成為王大閎在1953年於台灣開業後的第一個作品，也是被公供認最能代表他的建築風格。他在這棟自宅歷經結婚、生子，許多藝文界友人都曾是這裡的座上嘉賓。（※原建物已拆除）
★延伸閱讀：王大閎實驗劇場：復刻「建國南路自宅」
不過，王大閎自1952年來台灣之後，一直到2000年才首次出國。
徐明松老師說：「這簡直是不可思議，因為這年頭，不管是窮人還是稍微有錢的人，都會覺得出國這件事情很重要。像我一年就要出國好幾趟。」而王大閎卻這麼長一段時間都沒有離開過台灣。當時我們就問過他：「奇怪，你來臺灣後都不出國，你家這麼有錢，就算去香港也可以啊？你待過香港，那邊朋友也多。」
王大閎回答說：「這個世界只會越變越壞，我不想看到變壞的世界。」
徐明松老師說，這句話對他打擊很大。一位曾待過法國巴黎、瑞士日內瓦湖畔，然後在英國劍橋及美國哈佛讀過書，家世背景、經濟狀況甚好的人，理應會有舊地重遊的想法，竟然從1952年到2000年整整42個年頭都沒有出過國，甚至連自己的老家蘇州園林都沒再回去過，真讓人難以置信。有些人不想出國，是因為害怕搭船或飛機，但王大閎的情況更是特別。
王大閎曾在《銀色的月球》中談及哲學家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）時提到：「盧梭認為自然是完美的，人破壞了美好的自然，人的反常造成了種種不良的後果……這話的意義，今天更加明顯。人類不但污染了河流和空氣，破壞了山林，而且也污濁了自己的人性，以物質代替了精神。我們為了追求粗陋的物質生活而輕忽了精神上的生活。」接著他又說：「我最不喜歡有關貧窮痛苦的小說、一切涉及為生存而掙扎的書本。我愛好一切描寫生活中的美、享受和快樂的書」，城市崩毀自然是不美的。
徐明松老師說，王大閎應該是很害怕看到老家環境的改變與不堪。至於為什麼2000年會去了一趟蘇州，他認為大概是年紀漸長、加上身邊人的催促，才讓他決定回去看一看。
(四)
隱藏在《杜連魁》底下的王大閎
王大閎比較特別的地方是，他除了蓋房子，還寫小說。徐明松老師說：「我覺得建築師會去做這些事情，一定是建築做得不快樂才幹這些事」。是不是，如果你做的很快樂，大家都很尊敬你，在這個專業領域，你幹麻去寫小說呢？而且他還譜曲子呢！真是吃飽閒著才會幹的事。
事實上，王大閎和台灣另一位建築師陳其寬有些相似，兩位都在建築職涯上歷盡煎熬，這也反映了在台灣當一位專業創作者的艱辛。
王大閎雖然到晚年才開始發表小說作品，但其實他大約從國父紀念館競圖完畢，就開始寫小說了。作品《杜連魁》就是他花了十年工夫完成改寫的小說。這意思也就是說，國父紀念館的設計案，讓他不快樂。
徐明松老師說，王大閎的太太曾告訴他，在國父紀念館興建的七年間，王大閎經常回家後都不講話。吃過飯便獨自一人待在屋頂的小閣樓。太太問他在做甚麼，他就回答在寫小說。
這其實就是一種宣洩，釋放不快樂情緒的一種方式，他透過寫作尋找生命的另一個出口。
這本小說《杜連魁》或許是王大閎當時國父紀念館案的一種逃避，卻也是救贖。不僅記錄了自身，也紀錄了時代，更見證了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許多「檻」，王大閎以自己豐富且多樣的創作，回應了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要求。
◎感謝徐明松老師專業導覽
★延伸閱讀：最後的貴族：王大閎與臺大校園建築展〔二〕臺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
最後的貴族：王大閎與臺大校園建築展
2024.12.20-2025.3.24
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二樓
